放眼苏东坡的评传市场，又有几个作者没有陷在饭圈写作的窠臼中呢？这是最大的奇观所在。

　　在所有关于苏东坡评传的畅销书中，首先要被提及的是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。该书为英文写作，1947年出版于纽约，1970年在台湾被译为中文，1988年进入大陆市场。

　　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崇拜，从这本书的原序中可窥一斑：“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，这样守正不阿，这样放任不羁，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……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。”

　　接下来长篇累牍的修辞，无一不是在传达苏东坡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：“苏东坡的人品，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、广博、诙谐，有高度的智力，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——正如耶稣所说，具有蛇的智慧，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，在苏东坡这些方面，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。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，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，不可多见的。”

　　即便对于政治这个烂泥塘，苏东坡也“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，但是他却光风霁月，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。他不忮不求，随时随地吟诗作赋，批评臧否，纯然表达心之所感，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，与自己有何利害，则一概置之度外了。”

　　这不是在写一个人，毋宁说是在塑造一个神了。虽然中国读者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写作风格，但它的普遍性不正说明饭圈写作在历史人物传记领域有多流行吗？

　　而在所有苏东坡传记中，最畅销的恐怕要算李一冰的《苏东坡新传》。但这本书很多地方可以用颠倒黑白来形容。

　　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为苏轼的苛政洗地。在该书第十章《杭州去来》第二节《吏治》中提到“和买绢”：

　　近些年来，民间故意织造一种“轻疏糊药”的劣绢，拖到期限迫近，蒙混缴纳，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，习以为风。但是送到京里以后，受配的官吏军人，都说两浙衣赐不好，年有估剥，使原纳专典的职官，被枷锁鞭挞，典卖竭产，还不够赔偿。

　　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。他命令受纳官吏，必须认真挑选，不受威胁。七月二十七日，受纳场前，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，同时拥入州衙，向知州喧诉。苏轼一面依理晓谕，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，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，要挟官府……

　　最后苏轼抓了颜章等“首恶”，将他们“法外刺配”（脸上刺了花，充军到远恶州郡去）。朝中御史论苏轼为违法，朝廷无奈，一面诏许苏轼“放（免）罪”，一面将颜章也放了。

　　李一冰继续写道：“苏轼心里很是不平，觉得州郡官的责任与权力，不成比例，很难做事，上《杭州谢放罪表》……骂尽乡愿式的官僚政治，对于朝廷的处置不能坚持原则，也深表遗憾……‘临事不能自回’这句话，活画出一个严别是非、疾恶如仇的勇者的面相。”

　　我先简要说下李一冰未明言的“和买绢”是怎么回事。它最早是所谓“预买绢”：在春天给农民预贷资金，到了秋收时农民再用绢帛还款。但到了苏东坡生活的年代，政府已几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，百姓无偿纳绢，完全变成了一个新税种，又叫“折帛钱”。

　　北宋是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朝代，士大夫阶层生活非常优渥，底层百姓困苦不堪，赋税之沉重远超明清。苏轼在这个事件中，甚至觉得既有的法律不足以惩戒这些无奈反抗的民众，还要在法外施刑，展现了非常残忍的一面。

　　用“严别是非、疾恶如仇的勇者”来评价此事件中的苏东坡，是过于没有是非了，但这正契合了饭圈写作的心智。